砚鄰居

当我写下这三位大师的名字，有些惊异于自己竟会把他们联系在一起。我素无攀附名人的心理，更无意于借这三位在所谓主流之外“高山流水”的艺术家来增添我文字的风采，这是我首先要交代的。我之所以要写到这三位我心目中的高逸之人却有点因由。

先说陈子庄，我与他根本无缘发生人生的交接。他死于文革后期的成都，生前寂寞，岁月多难，唯寄情绘事，画作多为小幅山水。若干年后被重新发现，犹如文坛重新“出土”沈从文这样超越时代的大师。而我第一次看到他的国画便叹为神品，那种感觉恰似“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极简约的笔触，水墨烟云间，是心灵的幽远和千秋的寂寥，从中能触摸到从石涛、八大山人那里吹来的隐逸、超然又暗含着冷傲的气息。

那是十来年前在清远某个个人藏品的书画展上。那天，郭子绪先生也来了，让我很感意外，隐居于清远的子绪先生素常是极少参与当地文化活动的。我观察到子绪先生一直在细细地看陈子庄的三幅山水，并用相机拍了多张照片。我上前向他请教陈子庄的画，他赞叹道:百年难遇，在大千、海粟之上，到黄宾虹那个层次的大家。可惜生前埋沒，活得凄苦，当时有港人以—点小钱收走他的不少画作。实在可叹！他的山水有大道之简，笔墨间的趣味不可言说，从中能看到心灵和精神。听了子绪先生的—席话，我恍然有悟。当晚，我赶写了—篇新闻稿传真到《南方日报》，第二天在一版刊发，标题是：陈子庄精品画作惊现清远。去年我听说藏主移民国外，匆匆抛售藏品，我一直担心这三幅陈子庄的山水真迹名珠投暗，但也无从打听其下落，这是后话。

再说郭子绪先生。不少人可能很难相信，子绪先生在清远生活了不少年头。听说其中因由复杂，只是听说也就略去。子绪先生是打倒“四人帮“后第一个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书法展的书法家，在国内书坛掀起了一股“流行书风"。做个不完全恰当的类比，他的书法像诗坛的“朦胧诗"。有人大加推崇，认为他从传统书法中走出，有独到的创新，开—代书风；也有人说他的字像孩子涂鸦......—时间众说纷纭，有弹有赞。

而经过许多年后，以我个人粗浅的认识，郭子绪是在那个特殊的文化革命年代后重新找回了书法艺术创造的灵魂，源于传统又突破传统，重在找到并强化个性化的笔墨语言，他的书法和所画的墨梅皆是他生命的曲折投影和心灵幻像，他在一个时代节点上以书法写出了人的觉醒，令人惊异的是他的书法不仅不是随意涂鸦，而是在熔铸众家之后让笔墨随心性走出了很远，他的出现甚至早于当时的时代。毁誉参半是自然的，但也反映了时代的进步——对艺术个性给予了应有的包容。子绪先生对于不解和误读一定也有他的寂寞，但毕竟已不同于陈子庄那种穷困、苦痛中的寂寞和埋没了。如果我观子庄山水印象是淡远、空灵，简约中含不尽之意的话，那么郭子绪先生的书画在我的感觉中虽饶有古意，但更凸现孤芳独赏、率性随心的另一种天然，那是“个人话语“的独白。郭子绪的书法无疑是进入当代书法史的，他的书法与圆明园画派、伤痕小说、朦胧诗一起构成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春江水暖鸭先知”的独特文化艺术景观，应该说是恰逢其时。
    但在名动京华后，子绪先生在九十年代却自我放逐到边缘，悄悄隐居到了粤北山城清远，可能有个人遭际的原因吧，我想难免也有些不得已的成分。但我更想说这是一个艺术家不同于常人的经历，很难以一般的得失衡量，所谓“失之桑榆，得之东隅”。子绪先生在清远时，客观地说，人们大多慕其盛名，至于他的字到底有多少人能读懂并真心赏爱，那就难说了，曲高和寡在所难免。我不敢对子绪先生谬托知己，只是有些交往，值得一记。

第一次到他宽敞的工作室叙谈，我印象极深的是，他不停地吸烟，吸的是他自己用纸裹卷的烟丝，他说烟丝是托人从香港买的，他只抽这种烟丝，我也试了一口，很冲狠辣。他得知我是扬州人，就讲起有一年到扬州隔江的镇江金山寺，在那里吃到一种豆腐干，从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豆腐干，那种滋味至今难忘。我们大约还谈到老庄、禅宗、晋人谈玄之类，看出来他有些兴奋，可能好久没有人跟他聊这些话题了。他说，“过去喜欢喝酒，最爱杜康，自古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现在不敢多喝了，胃不好。”后来我特地让在镇江的老弟寄了镇江十二圩豆腐干来，送给子绪先生品尝，他说不错，但还是不如当年的有味。

子绪先生偶或也会即兴作书，悬腕运笔间，气定神闲，笔下如山中杂树生花，摇曳多姿。听说有时整夜写字，如落叶铺满一地。但有一次他跟我说，“这几天笔下写不出。”能看出有现实生活中的事情影响了他的心绪。上世纪最后一年，我想把自己二十年来所写的诗文编成一本集子出版，取了一个书名：一个人走。便请子绪先生题签，并说，之所以书名叫“一个人走”，因为我这二十年的文字是寻找个人话语的过程，也记录了一个当代人在此时代中生命探寻的体验和感悟。他说好，欣然答应了。大约一周后，子绪先生给我电话，说书名写好了，让我去拿回。看到书名，惊喜之余我细细品味，四个字写得不大，比平时写得规整，显然子绪先生考虑到了做书名的需要，而笔墨的浓淡轻重自有一种“郭体”所特有的韵味，特别是“人”字的一捺，不同于一般的用力重捺，而是用轻细的线条微微挑起，颇有情趣，与以有隶书笔意的“走”的最后捺脚构成对比，“一”字和“个”字的起笔厚重使整体沉稳，而字的转角和出锋又呈现独具的个性。我在心里说，请子绪先生写“一个人走”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子绪先生悄然离开清远移居北京后，我们就断了联系。今年春节前，有两位朋友进京寻访到子绪先生，我们在电话里交谈了几句，得知他的近况很好，我诚邀他在春暖花开的时候回清远、连州走走，在潭岭天湖的书画家艺术部落住些时候，他高兴地答应了。这两位进京探访子绪先生的朋友就是蓝图胜和崔兆礼。

我是因为蓝图胜而认识崔兆礼的。蓝图胜是连州潭岭人，曾经商海浮沉，后在深圳专事油画创作。2011年返回潭岭老家，他笔下的油彩燃烧起了来自家乡大地的生命激情。他还在南岭生态保护区创立“潭岭天湖书画家艺术部落”，吸引了不少艺术家来森林里写生创作。崔兆礼先生对潭岭的山林一见倾心 ，这两年有近一半时间在此生活。我曾开玩笑说:“他们是回归原始森林的梵高和高更。”

兆礼先生，字寒陀，别署皈心岩舍主人、野逸散人。为人低调、随和，有真性情。初见之时，似乎不善言辞，但我们一见如故，却有说不完的话题。谈得比较多的就是关于郭子绪和陈子庄。兆礼的书法师从郭子绪，从线条的扎实和墨韵的意味能看出已得其真髓，而在骨架和笔锋上更强调个性的硬朗和张力。陈子庄是他最倾心的大师，他说从石壶（子庄之号）“绘画通心灵，需得机趣”的话，能意会到“由技入道”的艺术真谛。多年来兆礼一直在漂泊行走。他说，“如此是放纵山水间颐养性情，由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到诉诸笔墨，山不是山，水不是水，再看满纸云烟，山归是山，水终是水。人生之所遇所悟岂不如此!想这大好河山终将是我毕生之所托......。”

兆礼先生是得道之人，最近我手书一幅李白赠孟浩然的诗请他指教，而我内心也是将他比作孟夫子的。“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他说喜欢，收藏了。他看我的字有点章草笔意，特地从辽宁老家找来一本《王世镗先生翰墨》借给我临习。淡淡的君子之交，让人感到温暖和美好。对于自己的书画，他夫子自道： “想写就写，想画就画。我于绘画意在好玩，偶得一好笔墨必手舞足蹈，开怀大笑。”由此可见他在自然和艺术中的率意和真纯，那黠慧的笑声令人会心地陶醉。

兆礼先生早年曾着力于油画，后来专心于国画大写意花鸟、山水的探索，我个人认为，他在大写意花鸟的创作上已达出神入化之境，堪称独步。细细品赏着一幅幅作品，我常常陷入一种神思恍惚，想起很多年前读到的德国哲人海德格尔《诗人哲学家》中的诗句“思亘古不移又倏忽闪现/谁的惊愕能深究它？”，“点苍台白露冷冷，/遮蔽处可有人行？”。我感觉到在他的笔端，墨色变幻，仿佛回到了生命“原初的直觉“和“原始的隐喻”。这里由感觉的被动变成了意识的主动，水墨意象脱离了具体的象形，通过符号化、象征化的表现透露出神秘意味，瞬间也即永恒，从而宣泄、排遣了我们在浮躁不安的现实生活中对时间和空间的恐惧，漂泊的灵魂因此走在回归自然家园的路上。兆礼先生画中的那一只孤鸟，那几只寒鸦，那荒野枯藤老树的幻影，能看出八大山人的意绪，但它又是现代实验性的，它不会带你走向时间的凝滞，相反，却有一种内在张力在画面中向外延展，是马蒂斯或康定斯基的因素吗？它确实在变形、抽象，在光影之间，但油画已经转化为水墨，而且是兆礼别出机杼经营出的水墨。

兆礼先生是黄宾虹美术馆的馆长，深得宾虹老“墨分五色“的真谛，他从梁楷、八大山人、扬州八怪，到陈之庄、郭子绪，再到西方现代派的梵高、高更、莫奈、马蒂斯等等艺术大师的艺术，一路走来，可谓“铁鞋踏破”，但一直没有放下行囊。他说，“笔墨当随时代”，在万水千山之间，蓦然回首，他找到了吗？混沌初开的微茫，无可如何的惨淡，物我两忘的凝神，诗意栖居的澄明......苍茫的山水与玄远的花鸟被赋予了特有的精神和意味。当他走到连州，又深深地被这一方生态和人文吸引，我曾陪他走古道、探福地、游湟川，他沉醉的神情似乎在告诉我，这山水风情将化着他笔下新的元素和符号，连州将会成为他灵魂的栖息地和生态艺术的一部分。

 从陈子庄、郭子绪到崔兆礼，我从他们行走的足迹看到了一种艺术精神的默契、传递和延续。可限于经历只能记下这一鳞半爪，或者竟是肤浅的误读。但愿这篇文字能如诗人贾岛笔下的松下童子指着隐隐的青山说出高逸之人的行踪：“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华海/文

东港市收藏家协会砚鄰居画廊：www.yanlinju.com/